张军
- 作品数:7 被引量:82H指数:5
- 供职机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更多>>
- 发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更多>>
- 相关领域: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社会学更多>>
- 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被引量:27
- 2018年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持续的反腐败斗争高潮,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采取有力措施,使得各级政府的廉洁水平出现了根本性好转。本文基于2013~2017年度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廉洁感知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正在浮现。但与此同时,当前公众日常接触腐败的机会仍然较多,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呈恶化趋势,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波动较大,这些负面苗头说明廉洁拐点尚不稳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层面公众的廉洁感知受到腐败接触经历、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公众廉洁感知的好转也有助于提升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和对政府未来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因此,当前仍需要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不断调整和优化反腐败政策,以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 倪星倪星
- 关键词:腐败
- 多向度引力下NGO青年职员的职业选择被引量:2
- 2015年
- 随着国内公益的不断发展,NGO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其在推动社会发展建设的同时,也吸纳了大批人士为之奋斗。但是关于NGO职员的相关调查报告显示,NGO的发展面临着"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现状。为此,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深入分析NGO青年职员职业特殊的职业选择过程,总结出多向度引力下的职业选择特点。
- 张一帆张军
- 关键词:NGO
- 文化环境、反腐绩效、制度安排与公众反腐败意愿——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分析被引量:15
- 2017年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掀起了强烈的反腐风暴。从中央“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决心,到“纪在法前”“违法必违纪”“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的项层设计;从高层“打虎”“没有铁帽子王”的周密部署,到乡村社区群众身边的“拍蝇”行动;从国内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全覆盖、无死角,到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猎狐”“红色通缉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荡涤贪官污吏、重构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的伟大斗争。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成效如何?经验何在?江南大学于2017年4月8日举行第三届中国廉政与治理“太湖论坛”,国内外专家学者云集,论坛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突破、创新及前瞻”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研讨,本刊决定遴选其中的代表性佳作刊登,以飨读者。
- 倪星张军
- 社会阶层地位与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被引量:9
- 2020年
- 公众清廉感知是近年来廉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公众内部的阶层差异性。对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其对政府的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特征,中间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腐败经历和感知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是其清廉感知差异的重要内在影响机制。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中间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可,但下层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较低的情况也说明,必须进一步优化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解决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 倪星张军
- 关键词:社会阶层反腐败社会分层
- 控权问责、服务提升与电子政务的清廉效应——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被引量:24
- 2020年
-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反腐败斗争和政务信息技术的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而电子政务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地区清廉水平在实证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本文采用中国282个地级市政府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清廉水平,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越高,公众经历的索贿、贪污类腐败事件比例越低,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越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电子政务发展是通过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两种内在机制改善了地区的清廉水平,前者显著减少了地区公职人员的索贿行为,而后者在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限制了其在廉政治理中的潜力发挥,未来应采取措施推进电子政务在政务公开和在线服务等方面的纵深化和高质量发展。
- 张军倪星
- 关键词:电子政务
- 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被引量:10
- 2017年
-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 倪星张军